這個世界，真理長存，視乎堅持的人是否夠『人多勢眾聲大夾惡』，提倡這個主義的，正是我們偉大的毛主席。自 49 年解放以來，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關係，我們的『新中國』便雷厲風行地推行一系列的新制度，包括一些無無聊聊的擾民制度，這一切，無非是為了『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而跟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對著幹。時移世易，因為十億華人被迫接受了『新思維』的原因，無論如何擾民，總會變為主流制度。
跟圖書館有切身關係的，莫過於漢語拼音法的轉變，全世界自49年以前己經採用 Romanization 或 Wade Gile 拼音法，中國大陸卻要前無古人地建立一套 Pinyin 拼音法。這一改，中文書目錄都需要重新編輯，全球的圖書館為此所花費的人力動輒以年份計算。也許新作風真的會把舊有的問題根除，但並非所有的制度都對百姓有利，要是硬改了，徒然勞民傷財。比方說，中國採用了美國圖書館編制的 Marc 目錄格式，卻又『抄o的唔抄o的』，自行創作一套 CNMarc 格式；還有，內地自有一套書目註冊號，跟國際慣用的 ISBN 有別；中文字的編碼方式也不愛 Big5 或 Unicode，硬要來一套 GB 碼，這一切都成了內地書商向海外發展的阻礙。
最致命的要算簡體字的誕生。首先是 1964 年的『簡化字總表』，後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刪去了大量同音而不同義的文字，忽然間『鬆』『松』不分、『錶』『表』不分、『像』『象』不分、『覆』『複』『復』也不分，共和國的子孫都變成了差不多先生，文字搞了個大兜亂。因簡體字廢掉了原有漢字的表意性，近年政府又『局部』性把繁體字正身，總之在這四十年裡，中文字被前改後改，百姓被『新思維』玩得透徹，中國文化被『革了半條命』去。
中國人除了要從新學習文字外，還要從頭學好語言。不信？中央政府一直喜愛推行『新中文』，即創出一些連字典也找不出的名詞來，不知道從哪時開始便把『太空人』改了作『宇航員』，原來楊利偉不是飛上了太空的太空人，卻是『航』了『天』的『宇航員』；此外，為什麼好好的一句『向警察報案』會變成了『向公安檢舉』？『巴士』變成了『公車』、『冷氣機』變成了『空調』、『失業』變成了『下崗』、『電腦』變成了『計算機』、『電視』變成了『彩電』﹝難道還有黑白的不成？﹞難怪香港人說話都愛引用一兩個英文單字，因為起碼『Television』一字十年如一，不會被共產黨改成了『Col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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