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信手記

早前網絡流傳一個問題，大意是說某商人以一元買了某貨品，卻以兩元賣出去；又以三元買回來，以四元賣出去，問商人一共賺了多少，並聲稱答案不是兩元，而是一元。某朋友說以 Balance Scorecard 方法破解了疑團云云，並列出大條道理為什麼商人只賺了『一元』。以我見解，那只不過是一個語言陷阱而已，要萬千網友疲於奔命去解釋一個錯誤答案。就算 Balance Scorecard 說得通，那只算是商人只獲『一元』這個分數，而非實質金錢上的價值。實際的財務結算下來，商人還是賺了兩元。

我一直對 Balance Scorecard 這類表現指標不置可否，在右則的關鍵詞雲裡可以找對幾篇針對﹝工作﹞表現指標謬誤的舊文。其實表現指標是電腦文化爆發後的副產品，因為系統分析必須依賴數據，所以管理人硬要把『表現』轉化為分數。當某項表現分數不及格時，代表這個項目需要改進了，這是看似很顯然易見及非常科學化的分析結果，其實又是一個數據陷阱。

表現指標的問題在於好壞本來是一個感觀上的判斷，要完全公平地去數據化感覺是不大可能的事。許多人退而求其次，以最簡單的方法去訂立表現指標 ── 例如上述的賺與蝕的計算。噢！閣下本來可以多賺一元的，所以指標要倒扣一元，如此類推。假如上述的分析方法正確，那麼某商人為求精益求精，多花成本及時間去完成一件商品，但又不抬價，他將無可避免地成為資本主義表現指標下的一名傻瓜。記得在西西的《我城》裡有一位木匠，恰恰就是這個傻瓜的縮影：

『他﹝阿北﹞原本是個好木匠，他堅持自己的手藝，就不如採用機器開工廠做木製品的師兄發達，只有他的想當詩人的師弟欣賞他做門的藝術。阿北的門賣不出去，他現在成了這裡的看門人。』

以今天的 Scorecard 而言，只有達到 ISO 標準的門，在這個標準之上的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所以阿北跟他的門的結局都一樣，活該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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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最近把社交網絡列為未來教學策略之一。只要稍為細心留意一下，不難發覺時下的年青人都已經棄用電郵了，要跟他們溝通便要靠臉書。這其實是兩年前已經察覺到的現象了，假如要在校內推廣活動，單靠電郵必定徒勞無功，因為許多同學在校四年都沒有開啟過學校的電子郵箱。相反，他們每天都看臉書，氣得老師要求在防火牆上把臉書網攔下來。學校的策略計劃正好給那些默守成規的老師來一通溫馨提示。

小弟自問屬年青一群，早已沒有定期去打開個人電子郵箱的習慣了。朋友見寄來的信都像負心漢般去如黃鶴，特地打電話來提醒我開電郵。我說：用臉書吧，她拒絕，但她的信還是石沉大海。很欣賞朋友有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她每次寄出電郵之後，便立刻搖電話來提醒我開信箱。我有氣沒氣地說：為何不乾脆在電話裡交代要說的事情？

其實我跟朋友和頑固的老師們一樣，潛意識地抗拒著時代的巨輪前進。當現實變得愈來愈陌生的時候，也許我們都開始老了。我懷念從前，只可惜懷念不等於仍然擁有。記得當初移民到美國的時候，在香港有一位女朋友。那時候沒有電郵，沒有互聯網，更加沒有臉書。兩個人，天各一方，都在盤算著郵遞的時間 —— 我的信送到了她的手上沒有？今天會收到她的信嗎？郵車來了沒有？信，收到了，字裡行間透露著八萬里外的思念。署名上的一滴淚痕，沉默地訴說著兩地相思之苦。

舊情人還好嗎？臉書上早已找不到當年信箋上的感情。忽然很想買一片郵柬，寫上近況並叮囑她趕快給我回信。貼上郵票後，寄到那年的地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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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是一個奇怪的城巿，就像錢鍾書先生筆下的《圍城》一樣，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卻想逃出來。不同的是，錢鍾書先生隱喻婚姻及人生是圍城，而我說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城巿。

這次回美，認識了朋友 T。本來跟 T 只有一面之緣，卻因受朋友所托，跟 T 短聚了一個晚上。T 是典型要闖進紐約的人，本來是留美學人，畢業後便決定留下來。結了婚，搞了綠咭，跟家人說以後不回港了。他在紐約教學，太太卻在華盛頓巿工作，大家相差五小時車程，但仍然認為紐約比香港好。另外，跟 P 也談了短短一杯 Latte 咖啡的時間，言談間 P 盡說紐約的好：故鄉還是老樣子，真受不了。活脫就是沈從文《邊城》倒過來寫的故事。

我了解 P 跟 T 的決定，因為我也曾經是闖進圍城的人，只不過近年所認識的紐約舊人，都是希望逃出來的較多。嚴格來說，仍然留在紐約巿大都會區的其實只有 J 吧。當年在唐人街及布碌崙流連的朋友，沒移居到史坦頓島，便是遷到新澤西洲去，有的甚至到了外州，甚至更遠的地方去。逃得最遠的應該要算到我的頭上吧，只是步我後塵的大有人在：C 辭去工作、賣掉房子後跟丈夫移居馬來西亞，外人都說 C 丈夫的 relocation package 應該很豐厚，只是 C 誓神劈願的說：一分錢搬遷福利也沒有，甚至是自願減薪，為的就是要逃離紐約。

然而，奇怪的是，短短一年後 C 又回流紐約了，朋友打趣地懷疑 C 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紐約，只是躲了在娘家一年而已。錢鍾書沒說逃出了圍城的人，會不會再想闖回去？W 姊妹分別在華埠創業，但人卻早已搬離紐約市，還要抱怨每天開著長途車上下班，回家往往已經半夜云云。G 把辦公室搬到布碌崙下城區，那裡正正就是我們年少時相識地方，舊友們早已絕跡布碌崙，但 G 卻樂於搬回舊地開創他的事業。

紐約是一個圍城，有著令人若即若離的魔力，既離不開，又靠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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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圖書館協會到吉隆坡一遊，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把四天的行程安排得像俄羅斯方塊般密密麻麻，只有回程當天偷得半日閒，大夥兒便利用這個空檔去觀光及買手信。要我在吉隆坡買手信，首選必然是茨廠街的肉乾。然而，『買肉乾』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卻給現代的巿場學包裝成一個很複雜的決定。首先，肉乾有雞肉、牛肉、豬肉、鴨肉；有原味或辣味；有普通、有特選；有散裝、有大包裝；有即燒、有預先包裝的；有普通裝、有禮盒裝：還有，同款買量多的有折扣，但買量少的可以多買其他種類。其實買手信永遠是行程裡最累人的節目，就像《Hurt Locker》的男主角在危機面前往往表現果斷，但偏偏在超級巿場裡卻為了一盒 cereal 而猶豫不決。

買手信是一門人生哲學，要先學懂不去計較平貴好壞，這樣才不會事後才後悔為什麼不多買一點雞肉乾，又或者後悔沒買辣味的，因為遊客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購物是必定吃虧的。朋友在吉隆坡超級巿場裡先買了一盒馬來西亞朱古力，後來在 Pavilion 的專門店看見同款但不同大小及包裝的朱古力。經一輪腦肋筋急轉彎的心算後，發覺平均每百克買貴了幾毛錢馬幣，大呼不值。幸好他在機場的免稅店裡找不著同款的朱古力，否則小弟身上僅存的那片血壓藥，恐怕也要解囊相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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