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乞丐

西九龍文化項目才剛出爐,民間不滿之聲起始彼落,可是說來說去,總不能歸納出一個共通的理由,有的反對單一投標方式、有的投訴文化項目不能由地產商主導、有的說項目缺乏了文化發展藍圖、有的說香港缺乏了文化教育、有的認為博物館在香港沒有巿場、也有批評天幕設計的聲音,百家爭鳴,就是說不出西九龍該如何去辦。巿民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香港一直貴為文化沙漠,藝術團體從前要地產商資助十萬八萬也難於登天,如今他們『忽然』對文化界頻抛媚眼,並謂『賠百幾億也在所不惜』,文化人都嚇了一跳,活像一個平時只為一日三餐而活的乞丐『忽然』變成了王子一樣,瞥時間要制定出人生大計,誰都會變得手足無措。

總括來說,各方的聲音都是為了同一個出發點:文化發展的軟件不足,養不好那隻母雞﹝藝術教育﹞,它生下的蛋﹝設施﹞也不會健康。我的立場是清晰的:先要有蛋,才能有雞。一如在前文《文化情》裡所說,文化設施的建設是不需要理由的,不需要什麼藍圖,也等不到藝術教育有了成就才去幹。藝術是不可能經教育去硬塞給下一代,文學就是一個例子。香港的中文教育一直不乏資源,但多年來,香港一共誕生了有多少位文學家?所以藝術不是『教』出來的,而是要培養出來的,從欣賞開始潛移默化地提升個人的品味。當有了高質素的作品供欣賞後,香港人的藝術品味自然便會被提升,就如今天的大會堂一樣,到場欣賞演奏會的人不一定都聽得明白,但多聽一兩場後,人便漸漸的開始懂,香港如是,全世界也如是。

無線及港台一連兩日播出了《忽然文化》的新聞專輯,當中梁文道曾說文化人是不被重視的,『感覺上像個乞丐』。這句話令我感觸良多,作為文化人的一分子,我們的確是乞丐。當獨立創作人時,我們乞求人來欣賞、認同;搞展覽會的需要四處乞求經費;搞成了,反而去乞求群眾來參觀,其實我們一輩子都要降低尊嚴去乞求,不同的是,我們不為肚皮,為的是精神上的滿足。文化工作者對藝術的付出是群眾所不能理解的,我們是乞丐,在文化沙漠裡乞求一滴甘露,也是渴望移動大山的愚公。地產商的文化情在一夜之間忽然從冷漠變為熾烈,背後的動機當然不會是『我深愛文化』如斯簡單。然而,香港人對文藝設施已經等得望穿秋水了,一夜間多了一個古根漢或龐比度博物館,對香港來說,到底並不算是壞事。

地產商的忽然垂青並不可怕,但群眾忽然對文化的關心卻令我頗為擔憂,一時抖出了香港藝術館去年只有廿二萬人參觀;一時又批評四十億的天幕『多餘』。一如去年皇馬訪港的鬧劇一樣﹝見《足總執笠吧!》﹞,群眾最終把足總拉倒了,但自從皇馬走了後,香港巿民對本地足球運動依舊冷漠,當皇馬的三分鐘熱情退卻以後,足總仍然乞不到人來支持,所以早說足總應該執笠。文化藝術也是既吃力又不討好的事情,一年只有廿二萬參觀人次的藝術館不是批評西九龍項目的理據,而是我們對文化藝術冷漠的反醒。四十億元的 Norman Foster 設計、五萬元的曾灶財作品,值還是不值?與其乞求認同,不如也都執笠算了。

319

文化情

西九龍的文化項目現正進行諮詢,輿論都是一面倒指責政府的。當群眾的情緒普遍處於『百犬吠聲』的狀態時,爭拗己經變得不理性了。而用非理性的態度去討論本來已經是模糊的文化藝術,情況會跟台中巿一樣:博物館最終會胎死腹中。

西九龍文化項目的致命傷,是文化藝術本身並沒有一套科學標準去衡量成效,所以質詢比証明容易,實幹遠比批評來得困難。當古根漢和龐比度獅子開大口地索價逾億元時,這將會是物有所值嗎?『值』由哪一條公式計算?以入場費收益來計?曾灶財的墨寶賣得五萬多元,對本地的經濟影響了多少?對本土文化有多大意義?香港人的藝術品味又會因此而提升了多少?誰可以判斷?我只知道畢加索的《巡遊》畫離鄉賤,淪落在一個商場裡展覽,究竟香港具規模的博物館在哪裡?相鄰的上海、北京、台北早己擁有像西九龍一般的大型文化建設,香港的文化步伐顯然落後於人,甚至比台中更不如,她如何僭稱亞洲國際都會?

話說去年台中巿大力推動了一項像西九龍的大型文化建設,並著意由古根漢博物館去承辦,時間上足足比香港早一年有多,並幾乎落實簽約,但項目卻在今年十月底給巿議會擱置了下來。問題在於古根漢索價過高,藝術界雖然支持,但可惜沒有爭取到普遍巿民的認同。事件最後演變為群眾運動,項目被批鬥成『割地給古根漢』,而用在評估上的七千萬元新台幣更被抹黑成『挪用公帑』,巿長被告上了法院。文化項目淪落至斯,不難令熱心的工作者感覺無奈。香港會成為另一個台中嗎?

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她有如養育我們成長的母親,經歷過付出、老去、被淡忘等百般滋味。唯獨她的愛一直流漩在我們的血管裡,看不見、割不開,不用懇求、也不是施捨,默默地成為生命裡最重要的元素。記得小時候那一件小毛衣上佈滿著母親的縫補,穿起來感覺特別溫暖。長大以後,我們雖然可以買下十件八件名廠毛衣,但它們畢竟都是人生裡的過客,舊了便得丟棄。只有在回憶裡的小毛衣能夠歷久不衰,因為它曾經附有母親的體溫,令我們畢生難忘。母愛不是慾望,而是精神上的昇華,她斷然不是從夜店裡撿來的流鶯,而是和藹可親的師友。然而,母親總有年華老去的一天,卻老而不衰,她的愛是沒有時空、沒有界限的,她不是一台退化了的機械,而是那夜空上的點點繁星,百年如一地閃耀著彩色的光輝。母愛不能以歲月來衡量,也不受俗人的目光所輕視。無論如何,母親是不能被唾棄的,只因為血濃於水,不需要任何理由。

318

流逝了的十四歲

石硤尾村落成至今已有一段日子,類似的舊式公共屋村已經所餘無幾,看來她已經是夕陽西下,快要清拆了。時代的巨輪是殘酷的,要立新,便免不了要破舊,只是當一段歷史快要被掩沒的時候,懷舊的人不免捨不得。回憶過了賞味期限之後,最終仍是需要丟棄。

童年時在深水埗區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雖然沒有住過公共屋村,但說是在屋村長大也錯不了。原因深水埗的生活是離不開屋村的,幼稚園和中小學都在屋村裡唸書、朋友都住在屋村、一切衣食住行、歡樂回憶都深深地印了在那一個人口稠密的地方。離開了香港十三年後,元州村、李鄭屋村及長沙灣村等相繼換了面貌,童年的足跡都被掩蓋了在一幢幢簇新的高樓大廈之下。老地方一夜之間換了主人,心裡頭有點兒惆悵,奈何人都是貪新鮮的動物,眼前的新事物往往比懷古更為吸引。回憶有時候像分了手的愛人一樣,要是感覺早已移情別戀的話,那一滴眼淚,便變得有點兒牽強起來。相反,前陣子老家對面的牛頭角下村進行拆卸工程,畢竟是面對了十多年的境物,眼看舊樓一幢一幢地拆下來,歷史便一點一點地從心裡移走,恍惚挖土機每動一下,都會把回憶挖走一樣。然而,我不明白的是,為何石硤尾村還不拆掉?

偉明是兒時的好朋友,跟他最稔熟那一年是十四歲,他那時候住在石硤尾村,正正就是在嘉頓麵包店對面的一幢。每一次乘車到高登電腦中心,車子總會在偉明的舊居門前經過,每每記起許多往事:從前我們會在小公園裡談論校園趣事,一說便說上大半天;也試過乘偉明的家人外遊之際,偷偷地在他家裡留宿;也試過半夜三更溜到大排檔宵夜 …….. 一別十多年了,偉明還住在這兒嗎?回憶,似乎都存封在石硤尾村的一幢舊樓裡頭,若有若無。每一次的路過,緣份恍惚是伸手可及的,卻又遙遠得像一幀泛黃的照片,石硤尾村還在,但昔日的時空早已流逝得一乾二淨了。石硤尾村依然未拆,也許是因為我倆的友情還在,但也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誤會。忽然間,身後傳來了一陣熟悉的聲音,一轉頭,卻又找不著半點影子。十多年了,偉明應該搬了吧。

317

維蒙州的一片紅葉

愛情是淡淡然的,就像夾在書本裡頭的一片紅葉,令我們記得那色彩絢麗的秋景,回憶歷歷在目。曾經擁有過一片紅葉的人,都應該珍重地把它保存起來,偶爾翻出來悠悠細味,情懷便可以歷久常新。

某天從抽屜裡翻出一本小說,模糊的故事早被一片薄塵封住。我輕輕把它掀開,忽然抖出了一片紅葉,葉上的脈絡驟似藕斷絲連,卻又深刻地沉默著。記憶中,那是她送我的最後一份禮物。唸大學時的某年,她因轉校而從繁忙的紐約搬了到波士頓。心,自始也被阻隔了在千里之外。頭一年的十月份,她到了相鄰的維蒙州旅遊,那兒是有名的秋景勝地,滿山葉海,紅的、橙的、棕的,草地舖上一層又一層楓葉地毯,十足一件大自然的藝術品,詩意綿綿不盡。那原是一處浪漫的地方,只恨該來的我沒有來。電郵裡的片言隻語,不足以表達維蒙州的美,她唯有寄我一片紅葉,婉約地描繪了眼前的景色、她心裡的遺憾。但那時候還是感覺欣慰的,因為當她摘下紅葉的一剎那,她己經摘下了維蒙州的彩色 ── 她心裡有我。

歲月如流,總覺得秋天是優美而短暫的,只有紅葉告訴過我,它曾經如何的燦爛,但卻是只有維蒙州的秋值得惦念。香港的秋天很是單調,門前幾株樹一年四季也是沉悶的暗綠色,春天是暗綠色、夏天是暗綠色、秋天是暗綠色、冬天也是暗綠色。偶爾碰上一株令人心動的黃葉樹,卻是轉眼間落得一樹凋零,滿地殘葉。很渴望在香港可以遇上像維蒙州一樣令人心醉的秋景,然後摘下一片黃葉,長留心裡,永不褪色。

316

勇於藝術

在中國哲學裡,人生分為真、善、美三部分,有所謂科學求真、道德求善、藝術求美,三者之間並沒有矛盾。以一個本年度最新款的 Prada 手袋為例,求真可以講究手袋的質料、大小、耐用程度、甚至在米蘭站脫手後的價錢等等,一切依數據為本。相比起來,求美則模糊得多,一個手袋美與不美,純粹出於個人的感覺,因為美本身就是不清晰的。求善也是相同的道理,這個人的品格好不好,也沒有真實數據可以證明,假若閣下認為深圳羅湖城的 Prade 跟中環 Landmark 裡頭的 Prada 『都係一樣』的話,那就是『善』的標準有問題。

驟聽起來,在求真、求善、求美之外,也應該加上求『財』,沒有錢,大概便不能夠在道德之內換來一個既真且美的 Prada 手袋了。然而,想深一層,妳能夠為『美』付出多少?是當妳富有的時候,才願意用零錢去求美?還是當妳衣不蔽體的時候還會殷切地求美呢?許久以前遇過一位落魄的畫家﹝見《病態消費者》﹞,他家境並不富裕,但他畢業後並沒有急於去找工作,反而是揹上了背囊,隻身跑了去巴黎的梵爾賽宮,一睹夢寐以求的大師傑作,為求『看』一幅畫而甘於流落異鄉,那是典型以藝術為重的理想主義者,他所付出的勇氣,並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想像的。

美的物事難求,有巿場便必然有價,但我們不能本末倒置,美與錢之間其實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美的東西不一定要價值連城,反之,一個被瘋狂炒賣的品牌不見得一定是美,藝術本身不應是偶像崇拜,也不是羊群效應,美只在乎個人的品味。事實上,在一眾大師的眼裡頭,美是無處不在的,可以是《蒙羅麗莎的微笑》,也可以是路旁的一束花或一塊石頭﹝見《散步》﹞,問題是你敢不敢在路邊撿起一堆廢物,然後四處炫耀它的美?要成為一位藝術家,除了要獨具慧眼之外,或許還需要一點勇氣,這點勇氣會令人敢於推崇不為俗人所接受的美,他們才是推動藝術發展的先驅。你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嗎?不論是第一位欣賞曾灶財塗鴉的朋友,還是第一位把紅白藍膠袋視為美的設計師,他們都勇氣可嘉。

315

懶↑

在語言學的理論上,語言是因應人類生活所需而產生出來的,所以不同地區的方言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當地的文化,例如中國人對食的要求很高,所以煮食的 詞匯也很豐富:煎、炒、煮、炸、燉、燜、焗、烚、烙、煲 ……. 林林總總,外國人則來來去去只有 fry、steam、boil,要是番鬼廚師東來拜師學藝,定必雞同鴨講、『一言』難盡。相反,英國多霧,形容霧的詞彙則比中文多:Fog、hazy、 brume、mist、smog、miasma ……… ,而中文只用霧、煙霧、迷霧、噴霧,也是一個『霧』字走天涯。

要研究 一個民族的涵養,其實可以從他們的粗話中略知一二。義大利人和日本人在鬧人的時候大不了把人稱呼作豬或者蠢才,這是一個十分斯文的用語,跟英語及中文那種直搗黃龍之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再說,國語跟廣東話的粗話又有微妙之別,國語多用『幹』字,這個字原意解作『做』,但跟被鬧者『做』什麼則沒有清楚說明, 所以在意思上是極為含蓄的,只有鬧人與被鬧者之間才能夠意會出來。相反,廣東話的粗話則帶有一種野蠻的脾性,認為一個『幹』字不夠達意,要創做一個獨特的詞彙來表明鬧人者想『幹』什麼,字面上含有強烈的痞子謾罵意味。

在粗話的表達層面上,明顯地說出了廣東人有一種粗魯的潛藏文化。然而,在眾多的詞彙當中,最令我感覺羞愧的還是香港俚語中的一個『懶』字,不是懶惰的『懶』,應該把尾音向上提,音『懶↑』。『懶↑』是一個否定字,跟『不』的用法 一樣,但『懶↑』只適用於否定他人的優點,例如懶叻、懶醒、懶有學問、懶有文化﹝修養﹞等等,而不會見於懶蠢、懶笨、懶無知等否定缺點之上。歸根究底,是香港人普遍有一種妒忌心態,再演化為『唔抵得』,所以一遇上比自己優越的人時,不讚他『好叻』,反而揶揄『懶叻』。這個『懶↑』最令人痛心的是它把一貫的道德觀念扭曲了,把『叻』從原本的正面評價改變成負面,歪曲為一種炫耀,而把自身的不足美化為謙厚,這是典型的阿 Q 精神,依魯迅的看法,這是民族的一大禍害。

314

國皇的新衣

特區政府大力推行通識教育,慕求令學生能夠獨立思考,對問題舉一反三。上文說過香港人普遍缺乏聯想力,舉一必然反一,因為反二反三都是大逆不道。歸根究底,都是我們當學生時候被剝削了創意,但凡不符合考評局標準的答案都是錯,最後學生們連想也不敢想,總之背好了標準答案便能平步清雲,何苦要思考其他不值任何分數的念頭?所以在要求學生懂得對問題舉一反三之前,教師們必須先反醒自己對創意答案的包容程度。舉例說,一天,某學生答:『老師錯了,我認為《醉翁亭記》並不一定是作者暗喻被貶謫的情懷。』教師應該如何看待?作為會考試題的改卷人,又如何看待這類答案?

創意跟紀律是相違背的,校服、校規、時間表都需要遵照無誤,何時上課、何時下課、裙的長度、頭髮的顏色 …… 這些都不容許學生來『創新』。舉一反三的定義是學生能夠從單一理論去聯想其他擁有相同條件的問題,所以舉一反三必然會超越『標準答案』的框框。然而思想是無界限的,不能局限學生只在某個範圍之內聰明。未來或會有學生對文學持有獨特的見解,也必然會有學生對校內制度提出意見,教師容得下《醉翁亭記》的另類解讀,但是否又容得下一頭金毛的中五生?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你作為校長,你希望學生聽聽話話、循規蹈矩?還是創意無限、懂得舉一反十呢?

人民的創意跟強勢管治往往是有抵觸的,在《國皇的新衣》裡頭,究竟國皇希望人民只會愚昧地對制度唯命是從?還是該像那聰明的小孩子,對制度指出不善之處呢?向教師提出解讀《醉翁亭記》的反調,等於向教師的權威作出挑釁,要是教師的論點是不會錯,考評局的標準答案是恆定不能改變的,那麼教育制度便該保持填鴨式了,免得調教出一兩個反叛的學生,對國皇裸露的身體指手劃腳。要學生能夠舉一反三,先問一問政府是否容得下舉一反三的國民,假若領導人缺乏包容,又何必放寬平民的思想教育?勞師動眾地做出了一件誰也看不見優點的新衣,某某跑出來說三道四,到時又要勞煩大人物出來解畫:『局長冇呃你地o架,跟我唸一遍,國皇的衣服是很漂亮的』。

313

舉一反一

教育改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難得的是,教育工作者的意見都是譽多於毀, 中文大學更率先力挺李局長,看來落實的機會頗大。最近在某個討論區跟一位唸中學的朋友研究是次教改,所歸納的重點是:一﹞把學制改為三三四;二﹞引入通識教育。在十月廿七日《明報》的一篇《通識教育是精英教育》裡提及通識教育是:

『要我們在掌握可以明言的具體或技術知識之餘,更擁有舉一反三的判斷能力。』

那位朋友說,『舉一反三』就是沒有統一標準的答案,老師在改卷後,難免會有不公平的爭拗。朋友說的沒錯,但執著於『標準的答案』正正就是現今香港人的弊病,不單是標準答案,連標準問題也要考試局提供,在這種歪風底下調教出來的學生只懂一味死記硬背,不會融會貫通,不管是三三四還是三二二四,要是換湯不換藥的話,教改還是沒有效用。

我們都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不論是老師、考試、老闆、還是跟朋友杯酒當歌的時候,香港人都偏愛標準的對話,舉一必定要反一,反三是錯、是大逆不道。在此借一借敝網討論區裡的一例,話說某日肥龍朋友問:『如果只有兩者你揀,你會選擇食屎味的朱古力?還是食朱古力味的屎?』我答:『何必把自己規限在兩個選擇?』我沒有答中他的標準答案,他大感沒趣。假如在某餐廳的菜牌上只有屎味的朱古力及朱古力味的屎,你又如何選擇?我想十個之中有十個都會選擇:『離開』,這便是答案,肥龍朋友所犯的毛病是所提的問題是標準的,答案也是標準的,這便是典型的香港人。

讀到這裡,妳一定會問:究竟韋信做不做心理測驗的問題?問對了,我是從來不玩心理測驗的。一次,有一條問題問:假若家裡只有一包即食麵,但發覺已經過了期,你會:A﹞煮來吃;B﹞再找一找有沒有第二包即食麵;C﹞不吃;D﹞找餅乾來代替,你又如何選擇?我的答案是:落街食。這是事實,既然人生不是局限在舉一反一之內,為什麼問題與答案都要限制於一個框框裡呢?問題早設定了是即食麵,便不能是通粉、米粉、河粉、麥麵、烏冬、麵包、白粥 ……. 問的愚昧,答的也愚昧。

有沒有發覺『我同你阿媽一齊跌落水時你會救邊個先』是只有香港人才會問的?美國的女朋友會不會來問你:『If both of us fell into water ……』?所以揀女朋友最好便不要挑曾在香港受教育的,因為她所問的一定是標準問題:你愛唔愛我?你o黎唔o黎接我放工?你仲有無掛住以前個女朋友?等等、等等 ….. 當男朋友的務必要小心作答,因為問題一概都是有標準答案的,答錯了則後果自負,隨時會因考試『肥佬』而被『踢出校』。所以在拍拖前,男仕們最好先上 XX補習社修練一下,貼一貼 model question and answer,由名師主理,保證每逢『考試』必定安然過關、飛黃騰達不在話下,甚至連未來外母問:『你係邊處做事?』都可以對答如流,滿舌生花,逗得伯母見牙唔見眼。

312

RFID 革命

亦舒寫《朝花夕拾》時為 1986 年,當中有一幕我覺得特別深刻的,是來自 2035 年的陸宜在1985年找著了衛斯理先生,提及她腦袋裡頭植有一塊晶片。當時衛斯理的第一個反應是:她被騙了,晶片表面上是替國民帶來方便,實際上是情報局透過無線電波來監控著每一個市民。寫科幻小說的難度,是要在一個幻想的空間裡思考實在的人性,當人和機械人談戀愛的時候會如何?當地球被外星人入侵的時候又如何?劇情純粹虛構,但人性必須是真實的。然而,在真實的環境裡思考人性容易,但要在虛構的環境下思考人性則難。在腦袋裡鑲上一塊晶片之後,亦舒所想到的不是『方便』,而是『被騙了』。亦舒的預言並不用等到 2035 年才體現,這塊晶片其實早己安放在閣下的錢包裡頭,就像亦舒筆下的陸宜一樣,香港人還是相當純真呢。

近年,政府積極推行生活科技化,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採用了 RFID 技術的八達通咭。假若說八十年代是電腦時代、九十年代是互聯網年代,這十年將會是 RFID 的年代。什麼是 RFID?全寫叫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中譯射頻識別條碼,簡單的作用像一塊方便的條碼﹝barcode﹞,但讀取 RFID 的資料不用對準紅外線槍口,只要把該件物件放在讀碼機的接收範圍之內,所有的 RFID 標籤都可以被識別出來。例如在超級市場選購了一大籃貨品後,顧客只要『經過』收銀處便可以完成結賬程序,並不需要逐件貨品搬到收銀員面前作結算;又例如只要貨車駛過讀碼機,車上所有貨品便馬上被點算好。RFID 的用途甚至可以更聰明,例如冰箱會不斷讀取存放食品及飲料的資料,如發覺某件貨品快將用罄或甚至已經過期時,冰箱便會自動連線到供應商作補購。

RFID 應用在百貨公司的測試計畫早於 2002 年已經開始,但於去年胎死腹中,其中一個原因是:私穩。理論上,小偷只要拿一個讀碼機便可以得知屋裡是否存有名貴物品、又或者從身上衣物的 RFID 追蹤物主的位置。RFID 在私穩上的問題並不是遙不可及的,以香港人的錢包為例,因為八達通的資料庫會儲存每張咭相關的使用紀錄,它會知道陳大文是一位四十八歲的行政人員,習慣每早到旺角的金龍酒家喝茶,七時四十五分結賬離去,然後在彌敦道近山東街的巴士站乘九龍巴士公司的 12 號巴士上班,因為他有習慣每早在星光行的麥當勞買奶茶,推算他大約是在八時十五分到達天星碼頭;然後,在八時三十五分用八達通進入廣東道 81 號的會港商業大廈,一時二十分在美心快餐店午膳;最愛吃的是燒肉切雞飯,因為他一年裡共點了這個餐一百八十二次,二時正返回會港商業大廈,直至六時十分下班;奇怪的是,他會先乘搭天星小輪往中環,會合李美麗小姐再折返尖沙咀,然後乘 12 號巴士返回旺角的住所;回家前,他會先到百佳超級市場購物,最愛吃的是金象香米、利是餅乾及新奇氏 3108 橙;間中也會買一兩包珍珍薯片 ……… 八達通並不是私家偵探,但卻對閣下的生活小節暸如指掌,可是除了亦舒外,卻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私穩問題。

雖然發咭公司誓神劈願地保證客戶的交易資料絕對保密,公司的信譽可信,但可能性卻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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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不合

根據一項非正式統計顯示,導致戀人分手最常見的原因是『性格不合』,不論他粗暴得像孫悟空的金剛棒、還是她纏繞得像悟空頂上的金剛箍。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雙方分手的因因怨怨是是非非,抖出來像黃頁電話簿一樣厚。總之一言難盡,不如來一句『性格不合』,當事人自然心知肚明,和平分開。只是一對戀人在感情上產生了矛盾,並不會純粹因為性格上合不來,也許是大家對愛與被愛的標準有異,她因為愛你才每天跟你喋喋不休地唸經,而他則認為每天早出晚歸賺錢養家才算是愛,兩塊幸福的拼圖合不成一塊,最終分手收場,典型的性格不合。

那麼是否事前認同了一個標準後,雙方便能夠和睦共處呢?根據朱自清先生的《論標準與尺度》裡提及,標準是模糊及不能量化的,他高、矮、肥、瘦、叻、勁、正,完全是憑感覺判斷的,所以必須先有尺度才能量化標準。簡單來說,妳說他忙,他卻說妳要求高,這便是典型的尺度問題。但因為尺度本身可以放寬或收緊,尺度也不會是既定而不能變的,可以因人、事、時間、地點之別而互相作出遷就。和諧之道就是避免面對感情問題時企硬、堅持對方來認同自己,不如先想一想可否把尺度放寬一下、多加一點包容呢?

環顧眾多『性格不合』的個案,導火線往往不是尺度上未能夠達成共識,而是根本不會達成共識,例如他說民主是還政於民,她卻說民主是『人民有飯食』;他說公投是英式民主的公投,她卻說那是台獨式的公投;他說『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民主,她說那是分裂國家的舉動;他說向歐美講解政制發展有利外國人了解香港,她說那是漢奸賣國;他說高官偷步買車是『衰格』,她卻說那是『高尚情操』。在『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這個大前提下,她,真的難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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