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時事

香港有一項全球獨特的曖昧文化 ──『X』語言，即對廣播中涉及的商業名稱刻意穩諱，中聽一點叫含蓄或婉轉，難聽一點叫不盡不實。打開收音機，算一算我們一天可以聽見幾多個『X』？『尋日係麥 X 勞食漢堡包』、『最近梁詠琪同Fan X 拍左輯新廣告』、『有無去個灣仔富 X 飯店隔離間友 X 食日本菜』…… 電視劇的監制一樣頭痛，歐陽振華等師兄師姐『落吧劈酒』時，全店的嘉士伯都需用紙巾包著瓶身﹝誰會用紙巾包著啤酒來飲？﹞，又例如薛家燕想煮一頓宵夜給林文龍時會說：『我煮個即食麵你食。』聽清楚，不是『公仔麵』或『出前一丁』，而是『即食麵』。

電台/電視台刻意把對白含糊化，無非為了一個原因 ──免負責任，不論是正面評價的宣傳嫌疑，還是負面評價的誹謗成分，一概都要『X』去。為免瓜田李下，連帶毫無評價成分的『聽日約係大 X樂門口見』等句語也都要避諱不用，這便是矯枉過正了。其實把話說得隱晦，難免會減低其可信性，試想，一名應徵者跟老闆說：『我係 X大畢業，曾經在某大企業幹過多年，懂 XXX 及XXX。』你會聘請他嗎？當發表權威性﹝或信任性﹞言論的時候，例如報章﹝娛樂版除外，唉！﹞、投訴、評論、論文、投資分析等等，必須指明道姓，清清楚楚，勇於說，也要勇於承擔責任，甚至還要標明出處等等，這樣才能令人信服。

因為政治言論或多或少也代表政府，政客發言也都需要依賴權威，切忌模凌兩可，不盡不實。例如美國總統候選人克里會斬釘截鐵指責布殊總統：『你誇大有關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之說。』而非以內地高官口吻說：『某些人在說三道四。』一句說話之中有兩個變數：一﹞誰？二﹞說了什麼？這種小家的說話方式根本是句癈話，無非為了令對手找不著痛腳，留下後路給自己開脫，可憐內地官場就是充斥著這種敢鬧卻不敢認的小男人。早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說：『某些利益集團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 …﹝見下段﹞』信口雌黃的誹謗言論，他敢說是誰在搞獨立嗎？

事實上，左派官員很喜歡玩這樣的語言技巧，隨便翻一翻近期的言論，例子多不星數：

• 中聯辦主任助理王如登說：『某些人經常搞對抗對立…』
• 王如登又曾說：『至於某些人士要求重發回鄉證，我們可以轉達…』
• 鄔維庸說：『某些人士在提出「還政於民」的訴求時，應該反省這些言論會造成什麼後果…』
•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聲明：『…支聯會某些口號，不是內地人、中央政府所能夠接受。』
• 朱育誠說：『出現了有人曲解《基本法》，甚至是歪曲《基本法》原意的情況。』
• 朱所長又曾說：『…就是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 … 為某些利益集團謀求一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及為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造勢，爭取選票。』
• 梁振英先生說：『一些人在過去一年的言論和行為，值得港人討論和反思。… 一些立法會議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也有立法會議員發表支持台獨的言論；有資深大律師在報章撰文，稱八九年東歐民主運動導致共黨倒台，令他(她)「既羑且妒」』

說話曖曖昧昧、不盡不實、詞不達意，十足小女生面對心儀的男孩子時扭扭捏捏：『我咩~~~ 你o羅。』一點也不痛快。難怪如此言論只能夠贏取維園阿伯的共鳴，中產階層的信佢一成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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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港聞版不起眼的一角讀到一段社區新聞，謂某活動吸引了不同階層的人仕參加，當中包括『曾在江澤民面前演出的鋼琴家』，在江主席面前表演過就一定是鋼琴高手了？江主席是音樂評論家嗎？人偏偏就是喜歡去拉這一種虛榮的關係，最大問題是，江主席出席了一個活動，當中有人表演鋼琴，我想主席大人才不會理會那個表演者姓甚名誰。常常聽見人說：『XXX 是我的朋友。』他口中的 XXX 是一位名人，說的時候，眼睛發亮，面紅耳赤，恍惚跟名人扯上了關係之後，自己也昇價十倍。然而，想深一層，跟一個名人扯上了關係，他是否真的能夠提高你的質素？看一看：

1. 他是否虛有其表，名不如實？
2. 他的名聲評價如何？
3. 他是益友還是損友？
4. 更實際的是，他究竟有沒有當你是朋友？

要是答錯了以上任何一條問題的話，對不起，我實在看不出 XXX 能夠帶給你什麼好處。

在共黨的政治遊戲當中，這種拉關係的事情其實十分普遍。『XXX 是的我朋友』本身是一張通行証，足以在官場或生意上獲取某程度的好處，雖然那位『朋友』沒有在精神或物質上付出過什麼，但他既然賦與了一個『朋友』的封賞，已經是一個飛黃騰達的保證了。所以在內地的領導層當中，有所謂 X 系人馬，因為他們都是 X 領導的朋友，但當中有幾多真正擁有管治才能？又有幾多是憑著良心做事？要在內地吃得開，不一定要能幹，但要像韋小寶一樣懂得埋堆擦鞋，但小說《鹿鼎記》的世界比我們幸福得多，因為精於擦鞋術的人終歸只能當擦鞋的職位，國家始終還是掌管在康熙一樣的英明君主手裡，天地會也有像陳近南一樣的英雄幫主，但我們的世界呢？

同一樣的故事，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當年的人大委員長萬里先生屬趙紫陽一系的溫和派，那時候他正在美國訪問，也同樣出席了一個鋼琴表演活動。台上那名女孩子短暫地彈了一曲之後站了起來，當眾向萬里委員長說：『委員長先生，現在不是聽音樂的時候，中國有幾百萬的同胞正在等著你回去。』同類的表演節目，但沒有因為一個領導人的名字而把良心埋沒，反而挺身而出為民主貢獻了一分力，雖然她未能把六四的災難改變過來，但我深深佩服她那一夜的勇氣。在今年的六四紀念集會裡，我跟著人群在維園的足球場上點起了燭光，司儀一聲令下，八萬人站了起來向死難者致敬，同樣一站，相比起站在萬里委員長面前的她，我自覺渺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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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經濟日報》的社評如此說：

『… 北京要有效制遏台獨，有需要調整政策，加強壓力，最重要的一張牌就是表明，台灣一旦宣布獨立，台海免不了一戰；要這張牌有效發揮作用，更必須令美台相信，北京有動武的準備、能力及決心，絕不讓阿扁有任何偷雞的可能，亦讓美國深刻了解，放縱阿扁便要面對與北京開戰。

此舉有雙重目的，一是萬一台灣宣布獨立，大陸已作好統一準備；二是讓美台明白後果嚴重，不讓台獨分子妄動，那便可如美蘇冷戰時，因雙方核武的威嚇而從未開戰，收到「相信有戰爭，才可免戰爭」之效。因此，未來數月北京很可能有一連串軍事行動，包括針對台海的軍事演習、增強沿海兵力、增加沿海導彈部署等。…』

以戰爭換取和平？這是一個邏輯上的矛盾，也是布殊總統經常掛在口邊的攻伊謊言。文章又引用美蘇冷戰為例，支持『相信有戰爭，才可免戰爭』的謬論，冷戰時期的核彈危機令全世界人心惶惶，科學家早已警告核戰足已毀滅全人類，我們只要少一點運氣﹝或美蘇兩國其中一位領導人少一點克制﹞，地球恐怕已經在六十年代古巴核彈危機中被摧毀。文中還有另一個矛盾：既然目的是『相信有戰爭，才可免戰爭』的話，那麼『萬一台灣宣布獨立，大陸已作好統一準備』又如何能夠自圓其說？

我對《經濟日報》的社評不敢苟同，但這卻是內地的實際民情。細心一看，內地人的極端民族主義逐漸抬頭，稍稍有一點損害國家專嚴的事情便以激進的方式宣洩，例如導彈誤中中國領事館、中國戰機與美國偵察機相撞事件、釣魚台島主權問題等等，每次都會發生六四事件後鮮有的大型集會，但今天的示威者卻明顯地比六四時候的粗暴得多。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跟二次大戰時期的德國、日本及意大利相似，我們應引以為戒。

還有一樣更令人憂慮的行為，就是喜歡訴諸武力解決問題。以兩岸問題為例，攻台並非由《經濟日報》首先提出的，反而近期常常聽見人們在茶餘飯後起哄：『打佢』 。或許我們生活在和平的日子久了，已經淡化了戰爭的嚴重性，打仗像讀《三國演義》那樣輕鬆，自伊拉克戰爭開始以來，你何曾聽過內地發起過純為和平﹝而非反霸權﹞的反戰示威？中央對國內的激進民情置之不理，加上百姓對戰爭欲望抬頭，漸漸便會步上二次大戰的後塵。

要解開極端民族主義的死結，首先要從六四事件著手，正因為中央仍然堅持六四鎮壓是正確的關係，『鎮壓才會穩定』的邏輯必須先要站得住腳，真理歸誰並不重要，在乎手段一定要狠辣，不給反對聲音留下餘地。事實上，近年中央不斷『打壓』異見人仕，貫徹以『打壓』來維持『穩定』的政治方針，正等於虐兒的父母會調教出有暴力傾向的兒童一樣，人民的心態已經開始變質，最嚴重的莫過於道德觀念的否定，天下事抬不過『欺壓』二字，不論是依仗權勢，還是糾眾結黨﹝要是可以召來武警的話更佳﹞，總之『穩定』得住就是好貓。

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五個年頭了，但六四的錯誤仍然是要糾正的，除了要為民主運動平反之外，也是同時要把中國的發展的方向重新納回正軌，試想想，要是文革沒有平反的話，在浩瀚的神洲大地上，錯誤依舊延續，獨裁仍然凌駕在道理之上，人民的尊嚴仍遭褻瀆與蹂躪，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夠富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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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有分合法與非法，非法禁錮的定義比較直接及簡單，在事主不情願的情況下強行限制他/她的人身自由的話，這便構成非法禁錮。因為我不是律師，這個當然只是攏統的概念，當中並不包括執法人員執行職務、阿媽教仔、老婆嚴禁老公去滾等等。而合法禁錮，是指表面上我們擁有著自由，但實際上卻是暗地裡被限制著，情況像民主派所形容的普選為『鳥籠下的民主』一樣。中央可以下放所有自由給特區，但大前題是一定要在設定的限制下實行，這其實是變相地禁錮了普選。想深一層，究竟限制了的自由還算不算自由呢？說『算』的政客其實在自欺欺人。

勾起我寫這個題目的興趣，源於一次上錯了一架由『維園阿伯』開的的士¹，一段二十分鐘的車程，他一直發揮那似是而非的政見。奈何人在車上，『答又唔係，唔答又唔係』，唯有忍辱負重，左答一句『中央好野』，右踩一腳民主派，跟他嘻嘻哈哈了一程，最後他一時興起，車資的『零頭』都給我免去了。說到這裡，或許你不會認同我的遭遇，謂不喜歡阿諛奉承便下車好了。說得對，或許說『維園阿伯』的士沒有說服力，不如轉一轉角色。巴士上整天開著廣播，你在擁有上車的權利之前，還得先要把寧靜放棄，今天我們還有搭巴士的自由，但那只是局限於上車與不上車的自由，但沒有避免接受疲勞轟炸的選擇權，這樣的自由，當然不足以令普羅大眾信服。明白了嗎？還感受不到我的感受的話，只能嘆一句：『我同你唔同層次。』

在香港現今的政治低氣壓底下，久不久會有中央的官員走出來解畫，說電台不乏時事評論節目，意謂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又說香港現今的民主自由已經是前所未有等等。這些所謂的言論及民主自由其實都是一個悉心包裝的假象，因為它們全部都有條件限制的，言論不得鬧中央及特區政府，也不能鼓勵市民遊行，民主之餘也必需要選出愛國愛黨愛共的人。這樣的自由，中央無非是要肯定了市民已經受到限制的情況底下才賦與出來，這樣的自由到底還算不算自由呢？就以民主和言論為例，在自由之下需要先放棄三位名嘴及加插三十個小圈子議席，這就是富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了。

1. 此乃政見偏激的比喻，我才不會知道他是否維園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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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有『士農工商』四種階級，當中以『士』為首、『農』次之、其後為『工』、『商』為末。知道以後，便明白為什麼在舊電視劇《民間傳奇》裡，會有那麼多皮黃骨瘦的男主角嚐盡辛苦地去當窮書生。從前朝廷重用文士，因為深信知識就是力量，找來一百個臭皮匠，也不見得可以換一得個飽讀詩書的諸葛亮來。

『士農工商』的排名一直到晚清科舉制度被廢為止，一眾讀書人經歷十年寒窗，忽然成士無門。民國初年，當權者仍然對讀書人另眼相看，間中還有像胡適、魯迅及梁啟超等文學之仕論政，但畢竟是槍桿子出政權的年代，『士農工商』之前應該還要加上一個『兵』字。四九年解放以後，中國便來了一個以標榜『農民出身』的毛主席，一下子便要人民去劃清『成份』，『士農工商』的位置換成了『農工商士』，大力提拔農民執政，讀書人被眨為最低賤的階層，遺禍至今，仍然有不少文盲留任中央高幹。

科技一日千里，近代社會早己不是以務農為主了，但歐美各地仍然專重讀書人。歷任首相總統，統統都是名校的政治系或法律系畢業生，在議會歷練了十多年才被人民選為領導人。港英政府一直承襲了這一套政治理念，高官及議員，一概都是 Hong Kong U Grad 的精英人材，除去了『農』，『士工商』的排位依舊不變。富商仍然不干涉政治，但百業依然興旺，跑馬的跑馬、跳舞的跳舞、超人的照做超人，聽不見曾經出過什麼亂子來。

九七以後，情況改變了，首先船王太子當了特首，頭髮中間分界的、愛豎中指的都加入了立法局，搞地產的、開賭場的、賣領帶的，紛紛都對政務插一句嘴，當中又有誰像胡適般結結實實地唸過幾年書？他們沒有學問、沒有政治經驗，只要跟黨裡的高官打好了關係，連維園阿伯也可以來問政，香港的前途，便是操縱在這一班人的手裡頭。香港回歸共產黨以後，恍惚經歷了一場變相的文化革命，有識之仕受官商排斥，一個文學博士及不上一個 MBA 吃香，如今愛讀文史哲的大學生愈來愈少了，我認同胡適、魯迅及梁啟超等讀書人說知識可以救國，但不得不承認，中國其實依然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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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毒奶粉風行全國，新聞紙上一張又一張的大頭 BB，看了實在心裡難過。這陣子的報導都集中在安徽阜陽市，但其實在全國多個省份也有無辜 BB 中招。在報章上不起眼的一角，發覺原來深圳也有劣質奶粉發售，禍害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遠，誰敢單保它不會貼上一張『安 X 健 A+』的招紙來蒙騙穿梭兩地的無知港人？我一直對在內地消費沒有什麼好感﹝見《深圳與女人街》﹞，雖然市面上早已充斥著各種MadeinChina的貨品，但起碼這裡還有一個廉潔而法治的政府來保障我們的健康，反之，在深圳河以北則各安天命，冬瓜豆腐，與人無尤。

國內產品價廉而不物美，原因是商人千方百計要減低營運成本，品質方面便不會有保證了。每隔一段時候，內地總會鬧一鬧抗生素餵蟹、工業用雙氧水漂白魚翅、用工廠排放的污水灌溉、用二手衛生巾做棉襖、毒菜心、毒奶粉等商業醜聞，自經濟開放以來，這樣的事一直未有停過。內地人早對自家的產品失去信心，每逢長假期，內地都有十萬計的旅客來港『購物』，偏生香港卻有『百萬人次』北上消費﹝見《政府所撒的數據謊言》﹞，到底誰才是除笨有精的消費者？

內地的品質問題，除了源於部分的不法商人外，還可以歸咎於政治：

1. 貪污問題依然嚴重 ── 情況不用多說。
2. 社會問題習慣瞞上 ── 毒奶粉事件去五月發現了，卻瞞上不報，要拖延到今年被傳媒揭發了才著緊嚴辦。
3. 缺乏公平的法治審判 ── 現在我還不明白為什麼揭發上海富商周正毅醜行的律師會被判了監。
4. 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賜，內地富商都享有特權，令以上三點都變得『通融』起來。

在亞視早前的獲獎節目《時事評論》裡，內地學者便引用了周正毅非法霸佔農地的例子來分析當前的社會狀況，謂當商人已經花了黑錢給幹部以換取行政上的疏通後，他們給農民的賠償是一定不夠的。劣質奶粉不是相同的情況嗎？公安部、監察部、衛生部、商務部、質檢局、工商局，一一都過了關，受苦的自然是手無寸鐵的百姓。

美國每年都借內地的人權狀況向中國發炮，有人說那是因為美國經濟衰退而借題發揮，也有人說是跟中國談判的籌碼，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想說，人權跟營運成本有莫大的關係，在美國人的狀子裡其中一條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以剝奪人權去換取較低的成本。一直以來，內地存在童工及在囚勞工的問題，但官方一直三緘其口。就是真的聘用了合法的工人，待遇也不會好到那裡去，工作時間長、薪酬偏低、員工福利缺乏、工作環境惡劣等等，君不見內地的工業事故接連發生？小學淪為煙花工場而釀成爆炸、化工廠泄漏有毒氣體、傢俱廠用了不合規格的膠水而導致員工紛紛罹患不明絕症、工廠沒有顧及環保而令鄰舍民不聊生、還有早已不是『新』聞的各樣煤礦事故等等。

回顧一下內地的人權、政治及社會狀況，國內產品售價便宜，但每一分錢都是建基在百性的血汗之上。今天，正值人大正式封殺了我們的普選訴求，理由是要保障香港的經濟繁榮。但是我們應該反思：經濟發展，是否就是中國富強所唯一關注的社會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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