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支 Mont Blanc 的圓珠筆；跟我熟稔的朋友會知道，這支筆，其實我用得很『粗』，無論是工作上、旅途中、還是茶樓『劃』點心紙，我都毫不吝嗇地拿來用。以我這天生的『大頭蝦』性格，其實早已預計一天會遺失掉，但年復一年，這支筆還是好好的放在西裝袋裡頭，一算也有八年多了。那支筆，其實是圖書館碩士畢業的那一年買來獎勵自己的，總覺得讀了二十年書，好歹也算是一位文人﹝尤其文學科畢業後更加『當之無愧』﹞，一支筆儼然就是文人的尊嚴，沒有了筆，心裡頭總會有一種彌補不了的空虛感。
老爸退休超過十年了。一天，他把一支鋼筆及一瓶墨水交了給我，說自己早用不上了，感覺像是交了衣缽給我一樣。那支鋼筆，是經典的派克 51 型，該有五六十年歷史了。小時候常常從爸爸的衣袋裡拿來把玩，搞得一桌子黑水，最後免不了被媽媽『省』過痛快。那支筆，說起來還有一點淵源，是爺爺年少時在紐約當洗衣店工人時的隨身物品，寫過不少滿載鄉愁的家書。過世前，爺爺是一位不太說話的老人，所以那支筆的來歷我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一天他從美國回來了，送了這支鋼筆給爸爸。爸爸是三兄弟中唯一的文人，『打寫字樓工』，箇中的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
一支筆，代表著貢獻了給學問的半輩子青春；一支筆，從紐約到香港，見證了人兩代人的辛酸；一支筆，昔日文人筆杆下奮戰軍閥的千軍萬馬；一支筆，今天某圖書館員在陸羽茶室裡怒點蝦餃燒賣。其實文人除了尊嚴之外，都有一點固執與義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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