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歷史學家，也討厭去解釋過去，我從來不相信過去的事物可以令明天更好。這種心態是從前度女朋友那裡訓練出來的，每當她問為什麼手提電話裡有不知名的留言、跟某某某某的冬瓜豆腐、N 年前有沒有女朋友、N 年前的女朋友是否比她漂亮、N 年前女朋友的現況怎樣、及為什麼還會知道 N 年前女朋友的現況等等，與其要花時間去想答案，不如去把那張搖來搖去的餐桌修理好算了。
女友的無聊問題可以置之不理，上司的問題總不能賴著不管。日前，上司問為何二千年至零一年度的藏書增長率會不尋常地低？How would I know？那時候我還在美國批薯仔，也不明白為何我要負責一個不是由我呈報的數據。然而，四年前的數據真的這樣重要嗎？會關係到下年度的買書策略不成？也許是管理階層男女有別，男上司大多著緊眼前大範圍的情況，女上司卻明察秋毫，小數目小事情往往逃不過法眼，雞蛋裡永遠可以挑出骨頭來。
要說挑骨頭的手段，永遠及不上提出『「二零零七年以後」是否包括二零零七年』的政客。 近日特首普選的事宜弄得滿城風雨，大小政客紛紛翻舊賬，謂基本法起草時原意咁咁咁咁，更搬出已故的鄧小平同志在八四年所提出的指引出來：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原則一出，紛紛要用廿年前的尺來憑空量度今天的愛國主義，鄧小平是否認同劉慧卿等民主派人仕愛國？不信任動議是否愛國？五十萬人上街是否愛國？不和董建華握手的市民是否愛國？Come on，廿年前後，時代不同，領導人也換了不只一個。從前香港繁榮穩定，今天香港既不繁榮也不穩定，要是鄧小平在世的話，恐怕會率先炒了董建華也說不定。香港的問題不是誰愛國誰不愛國，只是制度出了問題，小圈子選舉未能切實反映香港人的取向。一而再選出不稱職的人士，在這關節上，沒有人要反黨反國反共，我們只要改變制度，特首愛國之餘還需是賢能之士，與其要花時間在歷史裡兜圈，不如面對今天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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